《亚特兰大月刊》中国特派员法罗斯(James Fallows)近日在该杂志以《我如何在中国活下来》为题，描述了自己在上海及北京的经历，他担心两个城市的严重污染会对他及家人造成长期的健康问题，但令他惊讶的是，驻北京的外国领馆人员最大的致死原因是车祸。但他建议，家有儿童的家庭，最好别在北京待太久，北京大多数时间的空气品质被归类为“很不健康”或“有危险”，对这些幼小的肺可能造成不好影响。

　　以下是法罗斯文章的节录翻译∶

　　我在上海的第一年时，我觉得自己的健康状态日益恶化，疲倦、疼痛及衰弱。期间，我曾经傻呼呼地在一个佛教徒经营的素食餐厅喝了瓶装的水，因而住院施打抗生素点滴，而当我走出这家餐厅时，看到一个侍者正用从水管将水装入知名矿泉水Evian的瓶子。我当时将我身体的一切问题都归诸于中国的空前污染及令人不敢恭维的卫生水平。

　　(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陈光诚事件的变幻莫测引起国际媒体持续的关注热潮，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打造的公安系统搅局，令先前美中高层协议付诸流水。陈光诚事件令中共独裁体制的邪恶在世界面前再一次大曝光。中共喉舌再鼓动，在国内开足火力攻击陈光诚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北京日报的署名评论文章《从陈光诚看美政客拙劣表演》，在网络上掀起民众反弹怒潮。有学者认为北京日报观点太荒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以为是恶搞，并感叹：“中共荒谬愚蠢，真的是已经达到‘只有你想像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程度。”

　　北京日报猛批骆家辉

　　北京日报5月4日发表署名“甄文”的评论：《从陈光诚看美政客拙劣表演》一文中，将陈光诚称为美国和西方媒体的包装下所谓“维权英雄”，被树立为反社会、反体制的代表，是美国政客抹黑中国的工具和棋子。

　　文中同时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定义为处心积虑地跑到中国社会中找茬捣乱，甚至将骆家辉乘飞机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买咖啡都成罗列的罪行，冠之“平民生活秀”；还指责骆家辉监测并公布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搀和北京的城市管理争论；随后进入真正的主题称其胆大妄为地以非正常方式将陈光诚带入使馆。并总结出一个主动搅起矛盾漩涡的标准美国政客。

　　一、李鹏的最大心愿

　　李鹏的最大心愿就是在有生年之年三峡工程能画上一个句号，能给三峡工程一个“利大于弊”的盖棺定论。三峡工程1994年底正式开工建设，计划2009年底完工，工期一共15年。三峡工程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以2003年6月1日三峡水库正式蓄水至海拔135米为界。在这之前，三峡工程建设比较顺利，特别是大江截流工程进行顺利，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均到场庆贺。

三峡水库蓄水是地质灾害增多的最主要原因。

　　但也有两个问题，一是三峡大坝前期的建设质量问题，一是应该在1997年底前投产的升船机未能按计划完成(据说2014年能建成)。但是在水库正式蓄水之后，问题就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如地质灾害增多、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移民难以安置等等。2006年三峡大坝封顶，没有一位中央领导到场。2008年和2009年两次向海拔175米冲击，未能成功。2010年三峡库区三期地质灾害治理项目通过验收，标志历时8年之久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告一段落。同年，三峡工程宣布移民全部搬迁完毕，一共搬迁140万(规划为113万)。至此，三峡工程该画上个句号了吧

　　慈禧执政的清朝末年，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你可能不信，一百多年前最腐朽最反动最残暴最不自由的封建皇帝时期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会比人民当家作主后的今天强？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

　　1、那时候民间可以办报

　　中国人在境内办的第一份民间报纸就是在慈禧太后执政期间创办的。那是1873年，一个叫艾小梅的人在汉口创办了《昭文新报》。

　　虽然北京从明朝起就一直有民办的《京报》，但那是政府机关报“邸报”的翻印板，是原腔原调一个音符都不走板的主旋律的扬声器。

　　而《昭文新报》却不传播主旋律，不登载中央文件和干部讲话，而是刊登些轶闻趣事诗词小品之类的文章。在中国新闻史上，艾小梅是第一个吃螃蟹自办媒体的。尽管《昭文新报》因销路不畅办了不到一年就停刊了。但它的历史意义还是非同寻常的。以慈禧为太后的中国政府也很了不起，它允许艾小梅吃第一个螃蟹，允许民间办报。

　　中国民间大量办报是在戊戌变法时期，那时候中国形成了办报高潮，一共办了大约100多份报纸，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或改革派的报纸。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报纸被查封，但没过几年，进入20世纪，中国又掀起了一个民间办报的高潮，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8年，全国各地创办的各类报刊达302种。1906年，仅上海就有66家报刊，出版刊物达239种。